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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学会主席、第八届华赛组委会主席于宁说:“这些获奖作品展现了过去一年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现实图景,体现了人类对战争与灾难的抗争,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镜头捕捉的一瞬,凝聚着摄影师的心血,蕴藏着他们坚定的信念与忘我精神。” 相较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评选过程中的商讨、争论更为激烈,这是一种进步。”中国新闻摄影学会执行主席、第八届华赛评委主席赵德润欣喜地说,他还希望能把美丽的杭州打造成华赛之都。 美国评委玛丽安·戈龙已是二度来杭,她说:“华赛正在逐渐成长,组织水平提高得非常快,投来的稿件也越来越有意思。” (南芳 俞艳芩)
昨天下午,应浙江日报集团图片中心邀请,本届华赛评委、著名摄影人、著名图片编辑Mary Anne Golon女士(原美国《时代周刊》摄影部主任)来到浙江日报社,与省内专业摄影记者和摄友们面对面交流。 华赛是专业的新闻摄影评选赛事,当Mary Anne Golon女士了解到现场有不少钱报好摄之友后,当即大赞“Wonderful(太好了)”!当她知道这些摄友对摄影不仅仅是纯粹的爱好,大量作品被国内外媒体采用,甚至在国内外各大摄影比赛中获奖后,非常惊讶地说:“我要为好摄之友喝彩!” Mary Anne Golon点评了很多本届华赛的参赛作品,特别是组照。她说,有很多落选作品她其实很喜欢,但因为组照中有一张是败笔,就被刷下来了。 照片就像自己的孩子,往往无法割舍。“请让别人来看你的孩子。”Golon说,要学会把自己的照片交给专业的图片编辑,如果无法接触到专业编辑,也要把照片通过各种途径展示给别人看,让别人点评哪张好,哪张不好,这样你就会越拍越好。 现场一位摄友说,听了这段话,他觉得上好摄之友网就是“把孩子秀给别人看”的好途径。他加入好摄之友一年多,与很多摄友一起交流,摄影水平提高了不少。 Mary Anne Golon交流会的现场视频,请扫描旁边的二维码欣赏。 本报记者 张伟群/文 本报记者 钱璐斌 李震宇 摄 本报通讯员潘骏/视频制作 (张伟群)
本报记者对话华赛评委罗伯特·普雷基 罗伯特·普雷基(Robert Pledge), 美国Contact新闻图片社共同创始人兼总裁。作为2001年世界新闻摄影大赛(荷赛)评委会主席,最近12年,他每年要来中国三四次。而当他以中国国际新闻摄影比赛(华赛)评委的身份,第一次来到杭州时,在评选现场,记者抓住机会与罗伯特进行了一次关于摄影的对话(本次对话视频请扫描边上的二维码)。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如何评价这次华赛? 普雷基(以下简称普):我认为这是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活动。在纸质媒体工作的新闻工作者将自己的作品寄到中国来,而不是中国的摄影师将作品寄往国外参赛(编者注:以前中国的摄影师都将自己的作品寄往“荷赛”进行评选,来体现自己的水平。荷赛奖是世界新闻摄影比赛,由总部设在荷兰的世界新闻摄影基金会主办,被认为是国际专业新闻摄影比赛中最具权威性的赛事,迄今已举办了54届)。我觉得这样的改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世界在改变,我们需要华赛这样的比赛去反映变化。 记:你们是怎么决定哪张照片夺魁呢? 普:我们让拥有不同背景、不同经历、不同评判方式、不同品味的评委聚在一起,让差异化去促进讨论。人们互相倾听对方的意见,表达自我,最后达成共识。评选的形式,我们用投票这种最为民主的方式决定最终结果,而投票本身就是讨论过程。 记:当今中国新闻摄影师中,您比较喜欢哪一位? 普:哦,天哪!很多人都很优秀,其中有些我比较了解,比如卢广。我觉得他是非常不错的摄影师,在国际上也很有名。上海东方早报有一些很优秀的摄影师,当然浙江也有很多不错的摄影师。 记:我知道您曾经出版过李振盛的作品集《红色新闻兵》,您对他的作品有什么看法? 普:在那种特殊时期,他在黑龙江日报工作的时候用照片记录了这段红色历史。 记:我也是一位摄影记者,平时以纪实摄影为主,您觉得好的纪实摄影作品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 普:我认为有两点。第一,纪实摄影可以反映当下社会的热点,就像卢广,他的作品是关于污染的,他发表自己的作品,引起世人关注。第二,像李振盛这样的,他们记录历史,而这些事情的价值会在二三十年后显现。 本报记者 姚震 本报通讯员 王雅慧/文 本报记者 黄葆青 视频
麦家 那天罗叔叔是最后一个走的,因为我父亲留下他说了点事,其实说的就是给我找对象的事。他走的时候已经九点多钟,夜深了,演戏的人都走了,看戏的人也走了,热闹的冯公馆一下子安静了。我在天井里帮徐娘和小燕收拾东西,罗叔叔和父亲、母亲一行从父亲的办公室出来。罗叔叔看到我,把我叫过去,表情暧昧地说:“嗯,确实是长大了,完全是个大姑娘了嘛,今年是二十几了?”妈妈跟过来,抢先说:“21了。”罗叔叔的口气更神秘:“看来我是该履行责任了。”我以为他说的是让我去他那儿工作,说:“我才不当记者呢。”罗叔叔笑道:“谁让你当记者了,工作的事我就不管了,让你爸爸管吧,他在上海有那么多关系,肯定会管得比我好。”我问:“那你要管我什么?”罗叔叔看看我父母,母亲接住了话头,笑嘻嘻地对我说:“罗叔叔要替你介绍对象呢。” 罗叔叔说:“关键是老天给你派了个人来,我上个月刚认识的,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耶鲁的高才生,写诗写小说,非常有才气。家境也不错,父母亲都是大学教授,仪表也是堂堂的。怎么样,有兴趣吗?”我拉下脸,说:“没兴趣。”罗叔叔说:“你见了就会有兴趣的。”我说:“我才不见,我不需要。”父亲笑了笑,饶有兴致地说:“你不需要,我们需要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天经地义的事。”我马上想到他们把罗叔叔留下来是在谈这事,心里顿时火冒三丈。我对罗叔叔说:“对不起罗叔,我对你的好意不感兴趣,失陪了。”说完,调头离去。 我不知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也许把我的这种强硬态度理解为不好意思。第二天,罗叔叔就带着那位仪表堂堂的“高才生”上门来见我,我死活不肯下楼,父亲上来请我也不领情,这让父亲非常生气。等那人走后,父亲对我大发一通火,我一气之下,把我和高宽恋爱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跟他亮了出来,高宽的照片,一大堆信,都翻出来给他看。后来母亲也来了,我哭哭啼啼地告诉他们,我跟高宽是怎么恋爱的,我们曾经有多么好,好了有多长时间,现在又为什么分了手。但分手的原因我是胡编的,我说:“我把我被鬼子强暴的事跟他说了,他接受不了,就跟我分了手。”我说得有鼻子有眼,有时间,有地方,地方就是双鱼咖啡馆,时间就是那一天。我父母亲完全相信了,因为这是我这几个月来唯一一次出门,他们都记得这事。我这么说的目的,就是要他们别管我这闲事,管不了的,没人会再娶我的,死了心吧。 但我父母没有死心,他们背着我让阿牛哥去找高宽,他们想同高宽私下谈一谈,争取改变他。我后来知道,当时高宽已经接到命令要去重庆,阿牛哥找到他时,他正在准备行装,很忙碌,没时间接待他,加上一听是我父亲要见他,一股恶气涌上心头,态度很恶劣,只说了一句:“堂堂的冯大人要见我干什么,我又不是什么富家子弟,他的女儿我高攀不上,回吧。”就关了门。高宽以为我嫁给富家子弟一事是真的,父亲听了高宽的“回音”,以为真是他把我抛弃了。很奇怪,那段时间,我违心撒的每一个谎言都能成真,无人能识破,这就是命。 高宽,一个有见识的知识分子,一个曾经深深爱我的人,都无法接受现在的我,要忍痛割爱,要分道扬镳,更何况那些未来的萍水相逢者。这是再简单不过的推理。所以,我的现状、我的婚姻,一定让我的父母亲伤透了心,绝望了。为了确保我未来的婚姻,他们绞尽脑汁,用尽心机,决定另辟蹊径。很快,他们安排我出国去旅游,不可思议又不言而喻的是,还给我安排了一个陪客阿牛哥。我听了马上猜到了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们是怕我嫁不出去,想让阿牛来收购我这个“废品”!陪我出国旅游是假,创造机会让我们培养感情是真。 可怜天下父母心! 可对我来说,这无异于养了几个月的“伤口”又被扒开了,还撒了一把盐。我欲哭无泪,既没有争辩也没有伤心,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心痛极了、失去反抗的麻木和冷漠。那天晚上,是我最后一次面对母亲,她看我无动于衷,催促我表态:“点点,你说句话啊,你怎么想的?如果你同意的话,你爹要给你们去办出国通行证、签证,有一大堆事呢。”我看看妈妈,轻轻地说:“妈,让我想一想,我明天给你答复好吗?”妈妈劝我说:“你不要想得太复杂,我们就想让你出去走走,散散心,看看世界,交交朋友。”我说:“知道,妈你去忙吧,我好累,要休息一会儿。”妈妈走后,我觉得我的灵魂飞走了,剩下的只是一具空壳子。我真的感到很累,像死了一次那样的累。 我可以想象,如果待在这个家里的话,我的伤口将会不断地被人以关心和爱的名义打开,因而永远不可能愈合。与其留下来受煎熬,不如一走了之。这天晚上,我下定决心要离开这个家。我写了好几份留言,有的很长,都被我撕了,最后我只留下了一句话: 爸爸、妈妈、大哥、大嫂、二哥、小弟,我走了,你们不要找我,就当我死了吧! 当一个人真心要躲藏起来,别人是很难找到的。我连夜离开上海,坐车,又坐船,第二天傍晚才到达目的地一个跟我家里人从来没有来往过的女同学家里。这里离上海市区有四五十公里,没有汽车,没有邮局,没有警察,只有水牛、桑树、竹林、池塘、鸡啼、鸟鸣。同学的父母都是养蚕的桑农,我每天在鸟叫声中起床,吃过早饭出门,和同学一起去桑园摘桑叶,下午去河里摸螺蛳、网鱼,晚上天一黑就上床睡觉。新的生活方式让我变成了一个新人,没有了过去的荣华富贵,也没有了过去生不如死的痛苦,我在用疲倦和粗糙的生活抹平痛苦,只是有时晚上失眠时,痛苦才会重新造访我。不过总的来说,我对现状是满意的,如果允许,我愿意就这么一直活下去,直到老死。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我出来时没带多少钱,同学家靠养蚕为生,生活十分拮据。同学有两个哥哥,原来都在军队里,大哥还当了团长,每月给家里寄钱,在村里算是有钱人家。可是大哥去年在南京保卫战中牺牲了,二哥的部队在浙江被打散,至今生死不明。我怎么好意思寄生在这么一个被悲伤的阴影日夜笼罩的农家中?我待了不到一个月,便悄悄溜回城里,寻找新的出路。我找到另一个同学,她是我的小学同学,是个犹太人,父母在教会工作,我想去教堂当修女,希望他们帮我联系。他们答应了,让我回家等消息。我又回到乡下同学家里,不到半个月,犹太同学托人给我捎来了南京拉贝先生办的女子教会学校通知我入学的通知书。这是我当时最向往的一条出路,看到这份通知书后,我激动得哭了。 (精彩明天继续……)(精彩明天继续……)
赵赵 拍“我和我的父亲”那天,程昕发烧了,一睁眼天旋地转,没跟秀蜜说,只说困,多睡会儿,秀蜜也没看出不对,便出去耍了。 过小半天儿有人敲门,她努半天劲,还是没起来。一会儿崇文拿钥匙开了门,后面跟着容萱和她爸,看到角落里的程昕,容萱脑子里飞快地转了几个意思。崇文看出来,解释说她娘儿俩没地儿住,暂借的。容萱不大信,直冲过来叫程昕:“起床吧,几点啦,真行。” 崇文拉了窗帘再看,程昕没动静。容萱爸问这孩子不是病了吧,程昕挣扎说可能是发烧了。容萱把手贴她头上,迅速弹开:“好像还真发烧了老艾。”崇文赶紧又把窗户关上。容萱指使他摸摸,到底是不是发烧了。崇文摸摸自己,又摸摸程昕,大声说:“程昕,起来,去医院。” 程昕唧唧歪歪死活不动,说再躺一会儿就好。崇文问秀蜜呢,程昕说一早出去面试了。几人面面相觑,一时间气氛悲凉,耳畔二胡几乎响起。大家劝了几句,程昕懒得说话,崇文看可能是不大能动,便要去买药,出门前问要不要给秀蜜打个电话,程昕说:“千万别,别打扰她。我真没事儿。” 这天的拍摄进行得倒还顺利,崇文中间借着换镜头出来,见程昕歪在那儿一动不动,他轻悄悄探头看了一眼,她眼下明显有泪痕,倒似乎美了些。突然她翻了个身,崇文才意识到她可能醒着,赶紧走开了。 拍到一半,一个小演员通知容萱来不了了,措手不及的她给几个相熟的朋友打电话,一个人好找,问题还得带爹呢。她跟伊娜抱怨,这俩月让人涮的次数比前五年加起来都多,太屈辱了。容萱爸闻声批评道:“要冷静。遇到问题先不要抱怨,要先想解决的办法。”容萱赶紧挤出一个笑道:“我记住了。” 把爹打发走,容萱见程昕起来了,正歪在床边发呆,灵机一动,绽放出一个灿烂的笑容,问道:“你好点了没?”程昕说好多了,容萱便说,现在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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